但在具体实施中，决策者和具体的实施受体并不同一，因此利益并不一致，对于利益的理解和共识也并不必然存在。
(2)管理论、控权论虽各执一端，但都仅从权力视角，公民权只是背景性设置，而平衡论强调从关系视角，切实把握行政法的核心权力-权利之间错综复杂的、既对立又互动的关系。[24] 尽管官方心目中的公共治理、社会治理与理论界的不尽一致，但是，承认国家/政府的有限性，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也是官方政策所明示或暗示的。
[2]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平衡论的背景范式是公共行政，即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其面对的仍然是公共行政范式。后更名为政府法治论，参见杨海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表现出脑子里有层出不穷的与时代紧密挂钩的想法，总是表现出持续提出创见又反复深入系统展开理性思维过程，总是表现出虚心接受批评并敢于推翻自己的前见，总是表现出思想的活力、精神的活力，你应该很有可能会忽略他的年龄的。[23]《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4]参见宋平：《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1988年)》。简言之，就法规范体系结构而言的平衡法，同就行政权与公民权关系而言的行政法上的平衡法，并非一回事。William R. Brice, Journals under Threat: A Joint Response from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ors, （2008）.p.1. [4]Rob van Gestel, Sense and Non-sense of a European Ranking of Law Schools and Law Journals, Legal Studies 35.1（2015）.p.165-185（强调引证数量等指标仅能间接体现学术质量，而过度依赖这些指标会让我们忽略对学术作品实质内容上的考察。
作者依据新文献、新数据、新方法提出研究问题都是创新性的体现。评价性论断的可信性不取决于作者评价标准的正确与否，而取决于这些评价标准是否在论文全篇中被一以贯之地使用。第四，研究问题要体现可行性（adequateness）。调查结果是，编辑们确实会将作者身份作为评价文章质量的重要依据。
最后，作者最好提前说明他将用什么方法，或者基于什么材料来回答研究问题。） [13]James Lindgren, Fear of Writing, California Law Review, 78（1990）.p.1677（批评编辑强迫作者去使用某种写作范式，例如美国法学界流行的《德州写作风格手册》（Texas Manual on Style），来求得论文最终发表。
[59] 学术标准与研究方法上的紧密联系引发了更加具体的问题：学术质量是如何通过研究方法实现的？至少有三位欧洲学者回答了这一问题。[77]再次，作者还要注意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资料进行专题性的或者系统性的整理。（一）欧洲法学身份危机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 欧洲法学的身份危机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他需要说明：在多种研究路径中选择了哪一种。
[57]为了在欧洲法层面复兴法学，学者们提出了方法论方面的解决方案，简单地说，就是要特别关注在法学研究中提出好的研究问题。[58] 总之，欧洲学者认为，更加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能够提升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准，从而化解欧洲法学的身份危机。美国标准将评判学术作品质量的权力几乎完全赋予了评价者。这种自说自话的学术局面产生了更多争议。
[3]例如：在2008年，一批欧洲的科学史、科技、医学顶级杂志的编辑们在回应欧洲人文社科索引的时候强调：伟大的研究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语种发表。[50] van Gestel 等学者指出，一方面，从事跨学科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应当重视研究方法，避免将法律分析建立在错误的社会科学概念之上，否则他们会被贬低为业余社会学家（amateur social scientists）。
如果用这些条条框框规制学术写作和发表活动，国内的博士研究生、教授、期刊编辑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因为这会让人产生一种戴上镣铐的感觉。[24]在之后决定最终是否发表的复审阶段，编辑们会考虑六项标准：1.影响法学研究进程的潜力。
描述性论断是指作者转述或者凝练某一研究材料的内容。[66]我们对其它小语种国家，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的情况也不清楚。即使抛开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中国法学需不需要学术标准、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标准这两个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3.作品为研究议题提供了足够的背景信息，从而使不熟悉该议题的人能够懂得该研究的相关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中国标准更多地是个人宝贵经验的分享，距离学术意义上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在主要标准之外，还有四个次要标准：第一，批判性（critical），指的是作者不仅仅描述某一问题的现状，还有进行有力的学术批判。
法学发表主要依靠编辑的个人偏好，学术评价理论都是法学家在自说自话。[39]在 Kissam 看来，一篇具备原创性和适当性的论文充其量是好的作品，而不一定是重要的作品。
[69]看似繁荣的研究主题背后是老问题重复、新问题浅尝、难问题回避。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法学院里涌现出诸多少数学派，如批判法学、批判种族主义法学、女权主义法学。
我们继续追问，原创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所有观点凝练出来，就会发现原创性蕴含两个必要条件：通过文献综述进行学术积累、通过研究问题超越现有学术成果。[21]Leah M. Christensen and Julie A. Oseid, Navigating the Law Review Article Selection Proces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ose with All the Power-student Editors, South Carolina Law Review 59（2007）. [22]Ibid.（一些编辑强调在论证中突出论点的有趣性、说服力、原创性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评审者看到作者的观点与自己一致时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被说服了，这种情况下更加有力的反面观点很可能被忽略。[29] 另外一位学者 Carter 强调判断法学作品质量时不应考虑作者的（种族）身份、研究路径、视角、写作风格，而只应当考虑作品本身能否创造知识增量。Coombs 试图比照传统法学为少数学派创建一套类似标准，但她发现传统法学的标准是模糊的、难以定义的。但根据以往各国学者的讨论，定量指标只能反映学术作品的影响力，其作为衡量学术质量的标尺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而且，欧洲标准似乎在三个方面超越了美国标准： 第一，美国标准是模糊抽象的概念或者理论，而欧洲标准从研究方法角度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手册。事实可能是令人失望的。
[80]国内学者提出的学术标准与部分美、欧标准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性。两者的内部差异也很明显。
五、结语 基于国际法学界存在着被普遍接受的学术标准这一假设，我用文献梳理的方式描述了美国和欧洲学界如何定义好的法学研究，并且讨论了中国学界应该如何满足这些学术标准来实现真正的国际化。具体而言：[62] 1. 研究问题。
美国学者喜欢依据作者名声、[5]外部专家意见、[6]法院引用法学教授作品次数、[7]期刊之间引证数量[8]等间接因素对学术刊物进行排名，并以此判断其质量高下。[63]清晰是指研究问题内部没有概念和逻辑冲突，使读者能够明白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49] 第四，内部分裂危机。他们发现，编辑们会按照文章选题（topic）、研究彻底性（thoroughness）、作者身份（author credentials）[20]这样的先后次序来评价稿件质量。
[60] 第二位是荷兰学者 Vranken，他将学术标准定位于法学研究过程的两个阶段：提出研究问题，以及回答研究问题。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国外现有的学术标准中寻找榜样，甚至构建更优的标准。
焦燕：《美国女权主义法学——法学的另一种声音》，《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由于作者不可能在一篇论文里穷尽所有的研究对象、使用所有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必须要进行选择。
而另外一场更早的讨论则是由少数学派（如批判种族主义法学和女权主义法学）在法学界的特殊地位引起的：为了将不同的法学流派放到统一的学术标准下进行评价，一些学者进行了理论上的建设。美国学术标准不管在学术发表领域还是在理论讨论中都体现出极强的恣意性。
